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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報戰在日本釣魚島戰略中的應用

    時間:2020-06-04 來源:日本研究 本文字數:13219字
    作者:姚錦祥,玄承智 單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研究所 早稻田大學

      摘    要: 本文試圖分析情報因素在日本釣魚島戰略中所扮演的作用。日方情報戰略發揮作用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情報宣傳戰”,核心在于攻擊那些故意釋放假情報和假信息的對手,并著力宣傳自身的正當性。其二是“情報獲得戰”,核心在于加強保密工作,防止中國獲得有關釣魚島的相關情報,同時使自身要獲得更多更優質的情報信息。日本在前一方面下足功夫,大力宣傳其“領有釣魚島”的合法性;在后一方面也推動情報體制的改革與再編,加強保密防諜法制的建設,同時推動各部門的情報共享,以獲得更優質的情報信息。短期來看,日本保守派的對抗態勢不會減弱,中日在釣魚島對峙的大格局仍不會改變,以“情報宣傳戰”和“情報獲得戰”為核心的交鋒將持續下去。

      關鍵詞: 情報宣傳; 情報獲得; 釣魚島;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telligence factors in Japan's Diaoyu Dao strategy. There are two main forms for Japan to exert this strategy:one is "propaganda warfare", and the core is to attack opponents who deliberately release false 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which aims to promote Japan's legitimacy on territory claims. The other i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warfare", which emphasizes on strengthening confidential work and preventing China from obtaining crucial information about Diaoyu Dao.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quires Japan to obtain more useful intelligence from Chinese side. In propaganda part, Japan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ublicize the legitimacy of its "Diaoyu Dao". Then i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part, Japan promoted the reform of its intelligence system, which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anti-spy legal system and promoted intelligence sharing across departments. In the short term, Japanese conservatives will stick to the confrontational stance on Diaoyu Dao, and the conflicts around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will further continu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word: Propaganda; Intelligence gathering; Diaoyu Dao; Japan's NSC;

      一國的外交決策過程中,情報的獲取及分析能力是很重要的環節。日本自近代以來,設立了“政調部”“考察部”“企劃院”等機構來搜集和分析重要的“軍事情報”和“通商情報”。[1]而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的情報工作和情報能力受到嚴重限制。到上世紀90年代,日本意識到其情報能力的缺乏嚴重限制了其在外交領域中的談判能力;[2]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日本面臨的外交局面愈發復雜,關于改革和重構日本情報體制的政策倡議也越發增多。[3]除此之外,日本還創辦了情報史研究學會和《情報史研究》期刊1,以探討歷史和現實中情報在外交決策中所發揮的作用。
     

    情報戰在日本釣魚島戰略中的應用
     

      釣魚島問題在2010年9月7日的中日漁船事件之后逐步升級并白熱化。在爭端發生的初期,日本輿論界大多給予中國的巡邏船和海軍能力以消極評價,認為日本可以在此次事件中最終戰勝中國。但一些日本情報官員(如前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局長孫崎享)指出,日本并未吸取二戰數次戰略性失敗(如珍珠港事變和中日戰爭的長期化)的教訓,在“外部環境把握”和“自身能力把握”上存在一定的誤差,盲目樂觀地估計了中日對峙的可能后果。[1]因此,他指出日本迫切需要加強對中國的了解和對釣魚島客觀情勢的把握。這就使得加強釣魚島的情報體制重構,充分發揮情報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日本的對外政策與戰略,成為一項重要的外交和軍事課題。這也為向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日本釣魚島動向的新視角。

      在日本的情報戰略中,既包括所謂的“情報宣傳戰”,即所謂的國際輿論戰,旨在否認中國的主權聲索,并進一步制造“釣魚島屬日”的國際事實;也包括以情報搜集為核心的“情報獲得戰”,既防止中國獲得有關釣魚島的相關情報,同時使自身獲得更多更優質的情報信息,以便于日本做出動作反應。這涉及到21世紀以來日本情報體制的發展演變。

      二、日本的釣魚島“情報宣傳戰”

      就數量而言,實際上大多數情報(約75%~90%)都來自公開、公共的信息。[5]原日本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官太田文雄就指出,在媒體傳播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探索利用媒體的情報戰法就顯得至關重要。[6]所謂的情報宣傳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攻擊那些故意釋放假情報和假信息的對手,并著力宣傳自身的正當性。即日本人所說的反偽情報(counter-disinformation)。歷史上,日本在七七事變發生之后開始高度重視情報和輿論宣傳工作,所謂的“思想戰”由參謀本部一部二課承擔,并于1938年正式開設了《國家與情報宣傳》的課程,先于歐美開始科學化、組織化地培養相關人才。

      (一)  “釣魚島問題”中的情報宣傳危機

      從2010年釣魚島爭端迅速升溫以來,日本的情報官員開始意識到,隨著中國媒體、學者在國際上的發聲不斷增多,營造出不利于日本“領有釣魚島”的輿論環境。在日本最為重視的對美關系中,美國政府和學界出版物中對中日兩方的主權聲索“五五開”論調越來越多,這引發了日方強烈的危機感;同時,日本國內發表所謂“利敵言論”的epigone(中國追隨者)也不在少數。

      從美國方面來看,保羅·史密斯在2013年的《釣魚島爭端》一文中,對中日兩方的觀點和釣魚島爭端的由來做了相對持平的論述,他指出“中國和日本處在一個陌生但有利可圖的婚姻之中,彼此之間是密不可分的。中日分別是彼此長期成功和持續繁榮的關鍵。中日關系直接關系到區域和整個世界的和平,釣魚島的爭議不應該模糊或者破壞這個更大的戰略現實”。[7]約翰·戴維斯在其文章中也曾指出,“通過了解中國對釣魚島的觀點、動機和措施,美國可以幫助建立一個中日雙方均可接受的在東海共同行動的架構……美國希望中日通過聯合巡邏、共同資源開發、雙邊機制以及對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遵守,來降低爭議的風險。并希望通過華盛頓和北京的戰略合作來建立更好的外交關系。”[8]

      美國學界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甚至是偏向中國的表態,在日本的情報分析官看來是一個危險訊號,意味著模糊了日本在主權聲索方面的“正當性”,同時忽視了中國自2010年之后試圖改變“釣魚島現狀”的事實。[9]雖然美國領導人不斷強調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但輿論界如此曖昧的表態必然會變相鼓勵中國在釣魚島進一步采取行動。中國有可能通過常態化巡航,不斷擴展其在釣魚島周邊的“排他性經濟水域”,并且有可能在水下安裝越來越多的情報設備,這對日本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同時也會阻礙日本在該區域的情報工作,并導致大量的日本情報外泄至中國。[10]

      此外,日方面臨的另一大重要危機就是所謂的“利敵言動”,即日本學者發表一些不利于日本主權聲索的言行,日本國內將他們稱為“不肯悔改的中國追隨者”。近期主要的代表性學者包括村田忠禧、大西廣、孫崎享、矢吹晉等。[11]村田在其著述當中表達了對于歷史學者井上清2的尊敬,認為日本應該從先人那里獲取智慧,“擱置爭議”,并對日本當前的“民族主義風潮”表示了憂慮。此外,他也否認了日本認為釣魚島是無主地的說法,認為中國早在明朝就對釣魚島有了清楚的領土領海意識。3大西廣在其著述中延續了釣魚島屬中的基本論斷,他指出日本在1895年做出“領有釣魚島”決定時并未告知清王朝,并依次質疑了日本將釣魚島視為先占無主地的幾個理由,以及古賀辰四郎的先占行為是否可以得到認可。[12]

      日本外務省的前高級官員,孫崎享也在其著述中承認中國早在明清時代就已經將釣魚島納入了自己的管轄圈,相較而言日本的“先占”主張就有一點站不住腳了。他支持中國“釣魚島屬于臺灣的一部分”的主張,并接受了許多日本官方所認為的中方“錯誤主張”。4矢吹晉教授在其論述中也指出,“釣魚島在地理上屬于臺灣的附屬島嶼,如果沒有美軍的對日占領,釣魚島將作為臺灣的附屬島嶼返還給中國。”[13]而且,他認為如果中日之間的“釣魚島戰爭”一旦爆發,美國不會保衛,也沒有能力保衛釣魚島。[14]

      無論是美方學者的中立態度,還是日本學者的親華言論,都對日本政府制造了相當大的輿論危機。由于向國際法庭提起訴訟缺乏現實的可行性,而與中國直接發生軍事沖突又代價太大。因此,以“情報宣傳”為核心的輿論戰就成為日本一項重要的策略選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這些所謂的“偽信息與偽情報”做出反擊,并著力宣傳自身的立場、主張和正當性。

      (二)情報宣傳與日本的“釣魚島政策”

      一些日本情報官員將情報宣傳上的失敗,視作是日本“釣魚島政策”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所提出的主要應對策略可以歸納為:加強用英語向國際社會宣傳(以美國媒體為主戰場,其他國家也要相應重視);進行及時的信息發布;與其防守,不如采取攻勢;曝光中國方面所透露出來的假信息與假情報。[6]在這里,日本內閣官房下屬的內閣宣傳室(內閣廣報室)和領土主權對策企劃調整室的作用就顯得十分突出。前者是2001年日本中央省廳調整所建立的新機構,除了內閣宣傳官之外,還任命一位外務省出身的公務員擔任副宣傳官,以負責外語的傳播報道。[16]后者也主要負責對內對外的宣傳工作,約有15人的人員編制,其中11人常駐,4人是兼任。[17]

      在以美國為主的國際宣傳中,每當出現中立或者偏向中國的研究成果和表態時,日本往往會積極地加以回應和駁斥。前文所提及的保羅·史密斯和約翰·戴維斯的文章甫一出版,日本學者和官員就在同年度的同一期刊上發表文章加以回應和駁斥。同時,作為執政的自民黨,也積極利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的平臺,加強宣傳“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呼吁中國政府停止非法的行動”。同時,也考慮將英文的宣傳手冊定期發布給駐日的各國大使館。[18]

      2010年9月28日時任外務大臣的前原誠司和副大臣松本剛明在回應參議院外交國防委員會的質詢時就明確指出,“政府要加強輿論活動,以加深各國對釣魚島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特別是G8和其他EU國家的立場。”[19]2011年8月“沖繩及北方領土特別委員會”委員江口克彥指出,“鑒于引入國際法庭裁判比較困難,日本政府應該加強國際輿論方面的工作,讓各國認識到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否則會讓日本陷入孤立的狀態。”[20]2013年5月,曾任日本外相的玄葉光一郎也指出,“在釣魚島問題上,(有利的)國際輿論的形成非常重要。尤其是歐美這些與日本保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一定不能在國際輿論方面失敗。”[21]2014年11月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對日本的(釣魚島)外交來說,戰略性的對外宣傳非常重要,因此要求增加500億日元的預算以用于國際宣傳。”[22]

      其次,進行及時的信息發布,意味著要加強國際宣傳的時效性,以快速爭奪國際輿論的話語權。在2010年中日漁船事件剛剛發生時,就有許多眾議院內閣委員會的成員對日本海上保安廳沒有及時發布宣傳用的視頻影像表示了不滿,并進而引發了后續的“釣魚島視頻泄露事件”。[23]在2012年“釣魚島國有化”期間,日本首次在外務省網站上使用英、法、德、俄、阿拉伯、韓、中文等主要語言進行宣傳,以強調日本的立場、主張其“釣魚島主權”的正當性。[24]岸田文雄外務大臣指出,僅僅在2012年一年,“日本在國際平臺進行的投稿、專訪、記者會等活動就達到了166次,相比較而言中國方面則只有83次。”[25]截至2014年2月,日本參議院預算會議召開之時,發布在日本外務省及各駐外使館上的釣魚島宣傳視頻已經突破了50萬次的閱覽量。[26]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日本在國際宣傳中的積極態度,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最后,即是反駁中國等其他方面所釋放出來的所謂“假信息”和“偽情報”。其中比較重要的關鍵點是,強調中日釣魚島沖突升級的源頭并非2012年的日方釣魚島“國有化”計劃,而是1992年中國制定領海法并將釣魚島納入自己的主權范圍。這意味著日本是釣魚島問題的現狀維護者,中國是憑借武力的現狀破壞者。同時,日本的情報機關還大力收集和宣傳中國在釣魚島海域行動的圖片和影像資料,推動“中國威脅論”和中國主動升級沖突的國際觀感。同時強調中國在意識到釣魚島周邊可能存在石油礦藏的1971年之前,長達近80年的時間內沒有進行任何主權聲索。[27]

      當然,日本依然著重強調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在釣魚島上的行動將會給日美安全造成極大威脅。[28]另外,針對中國學者和部分日本學者否認釣魚島屬日的說法,日本官方和學界也不遺余力地加以反駁,指出“釣魚島自古以來屬于中國”以及“開羅宣言及波茲坦宣言將釣魚島歸還給中國”的說法缺乏足夠依據,是站不住腳的。因此,在日本的“釣魚島政策”中,所謂的情報宣傳戰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針對不利于日本主權聲索的“偽信息”和“偽情報”展開批駁與斗爭。這也就是日本在2001年中央省廳改革時刻意劃分出內閣宣傳官與內閣情報官的重要原因。當然,在日本積極進行國際宣傳的同時,還需要努力防范中國方面獲取不利于日方的圖像和文獻資料,這就牽涉到下一部分的內容,即:情報獲得戰。

      三、“情報獲得戰”與日本的情報機制變革

      對從“情報獲得戰”的角度出發,一方面加強保密工作,防止中國獲得有關釣魚島的相關情報;另一方面是要獲得更多更優質的情報信息。實際上,一些日本的情報官員表示,“目前日本在監聽等領域的情報收集能力仍然是出類拔萃的,但對于如何打擊、什么是有效的應對之策、敵對國家的政治局勢如何等問題缺乏綜合考量,是(日本)情報領域的根本欠缺。”[29]正如在伊拉克問題上,日本決策者傾向于機械地配合美國的軍事行動計劃,而那些提出“伊拉克可能并不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日本情報官員則受到了排擠和冷藏。在釣魚島問題上,認為日本的海軍能力優于中國的樂觀態度,以及對日美同盟的過度依賴,在初期也彌漫在整個日本的輿論環境和決策體系中。因此,如何對中日的能力做客觀的評估,并把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放在最優先地位,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也決定了有效的情報能否順利的達到決策層,并最終轉化為政策。

      (一)  新世紀以來日本情報體制的變革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的情報工作和情報能力受到嚴重的限制。到上世紀90年代,日本意識到其情報能力的缺乏嚴重限制了其在外交領域中的談判能力;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日本面臨的外交局面愈發復雜,關于改革和再編日本情報機構重構的政策倡議也越發增多。日本學界、政府機構對日本情報體制的研究大概包括三個主要方面:其一,日本主要關注英美兩國情報體制與日本國情的適應性,在選擇“英國型”或是“美國型”的情報體制上展開了爭論,并從兩國的情報架構中汲取經驗;[30]其二,涉及日本國內政治體制與情報體制的兼容問題,即如何解決情報機構的“政治中立性”問題和消除一般國民的不信任感;[31]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探討政策決定者與情報的關系問題,即情報如何轉化為政策。5

      從制度變革的實踐角度來看,日本情報體制改革的轉折點是2005年由外務省所主辦的“增強對外情報機能懇談會”,提出要建立新的、獨立的情報機關。在此次會議之后,日本的情報體制改革主要朝著三個主要方向變動:其一,防止山頭和部門主義,加強以首相官邸為核心的“情報共享”體制;其二,加強情報安全工作,加強保密防諜的制度和法制化建設;其三,加強教育投資和情報工作的人才培養,培養具有“高度分析能力的內閣情報分析官”。[32]

      那情報如何最終轉化為日本的外交政策呢?這一過程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即“情報搜集”“情報解讀”和“情報使用”。

      首先,從“情報搜集”的角度來看,日本主要搜集的情報包括五個領域:即畫像空間情報(GEOINT,負責單位是情報本部畫像地理部和內閣衛星情報中心);信號情報(SIGINT,負責單位是情報本部電波部);公開情報(OSINT,負責單位是內閣情報調查室);人對人情報(HUMINT,無專門負責部門,由駐在國武官、陸上自衛隊中央情報隊等擔負);計量情報(MASINT,無專門負責部門)。[6]日本在這方面本來就具有較強的實力,而隨著近來防衛裝備廳在人工智能武器化的高投入,陸上、空中、水面水下的AI自主設備有了較快的發展,進一步提升了日本情報獲取的能力。尤其是無人水下航行器(UUV)和“無人水面航行器”(USV)更是成為研發重點,幫助獲得了許多重要數據和技術資料,在極端的海況下也能保持一定的協調性。[34]

      其次,在“情報解讀”方面,側重的是“內閣情報分析官”的專業訓練,以及其對各省廳提交情報的集約和評價能力。[35]這一過程至關重要,專業的情報分析官可以根據有限的情報做出準備的判斷,這需要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累積,也需要對相關國家歷史和現實的充分了解。同時,在內閣情報調查室中也設置了24小時執勤的內閣情報集約中心,負責應對各種突然的緊急事態,以最快的速度統合情報并將其提交給首相。

      最后,在“情報使用”的過程中存在著某種“情報循環”,即:a.情報使用者提出情報要求;b.由合同情報會議提出情報評價書的寫作計劃;c.內閣情報分析官集約分析8大省廳所提出的各類情報,并提交情報評價書初稿;d.由合同情報會議的內閣情報官對初稿進行審議,提出情報評價書終稿;e.將情報評價書提交給最終使用者。[36]這一“情報評價書”是提交給最高決策者的“簡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隨著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于2013年正式成立,它在篩選和細化情報要求、凝聚情報關注焦點、推動上述“情報循環”的有效運轉上發揮了重要作用。[37]實際上,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本身并不進行情報收集和分析,它所起到的機能主要是:提出情報需求;整理各部門提交的情報,推動情報共享;以及對各部門提交的情報進行評價和反饋。[38]

      自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內閣上臺執政以來,安倍內閣從英國情報體制的構建中獲得了豐富經驗,著重關注的就是新設“內閣情報分析官”和撰寫“情報評價書”,并且高度重視統合各情報組織的“內閣情報會議”與“合同情報會議”,并進一步實現了保密規則的共通化,試圖創造出一個所謂的跨部門的“情報共同體”。同時,為了減少部門林立的弊端,安倍內閣考慮賦予內閣情報會議分配情報預算的權力,并推動各部門之間的人事交流,以推動建立起橫向的人員溝通網絡。[39]

      (二)釣魚島爭端中的情報保密工作

      可以說,中日釣魚島爭端甫一開始,就伴隨著日方嚴重的情報泄露危機,即所謂的“釣魚島視頻流出事件”6,引發了日本政府對情報安全和危機管理的憂慮。在回答眾議院的質詢時,國土交通大臣馬淵澄夫表示,“各省的政務次官迅速集合,探討了嚴肅綱紀和情報保全的各項方針。要求海上保安廳徹底改革其情報管理體制,并徹底查明事件真相。”[40]因此,加強情報安全工作成為日本“釣魚島政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為了加強情報保全的法制化建設,內閣官房和內閣情報調查室在2011年10月征集了法制改革的相關意見,明確了加強情報管理的必要性,以及當情報外泄事件發生時具體的罰則和審判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在報告書列舉的8個重大的情報泄露案例中,3項都與中國有關,包括外泄了日方掌握的中國潛艇的動向、“釣魚島視頻”的意外流出以及中國駐日武官與日本國防協會職員(原自衛官)接觸以獲得相關防衛資料等等。[41]同時,報告指出,情報法制的健全除了有助于情報安全之外,還有利于加強不同情報部門之間的信賴感,更有利于不同部門之間的情報共享。[42]

      在2013年第185次國會中,安倍內閣又進一步提出了“特定秘密保護法”,并于同年的12月6日正式成立,2014年12月10日正式施行。在回答國會質詢時,世耕弘成內閣官房副長官指出,“為了推動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實質性的討論,提供高質量的情報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一旦特定秘密保護法成立,將有助于更快更好地提供與外國相關的保密級別極高的情報。這將大大提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討論效果。”[43]同時,它也對“特定秘密泄露的罰則”做了明確的規定,截至2019年6月,該法案中所規定的“特定秘密”制定件數已達到581件。[44]在釣魚島爭端領域,特定秘密主要涉及自衛隊的電波和圖像情報;防衛武器的種類及數量;防衛通信網的構成及通信方法;防衛部門所使用的暗號;外務省及在外使館所使用的暗號等等。

      針對2008年發生的“中國潛艇動向泄密事件”,森國務大臣也強調了媒體在新聞報道時所應該遵守的保密義務。她指出,“應該尊重新聞采訪的自由……但采訪的手段和方法如果涉及贈賄、脅迫、強迫,已經超出正常采訪的范圍,并涉及違法時,其行為也將被視為唆使泄露特定秘密。”[45]

      通過這一輪情報法制的建立和完善,日本強化了其情報安全和情報管理制度,避免釣魚島相關的重要情報泄露給中國方面,并造成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被動局面。而保密防諜機能的強化,也是日本情報組織之間以及日本與盟國之間情報共享的最大前提。日本“情報循環”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的有效運轉以及近年來日美情報共享的快速推進,與日本情報法制的不斷完善是分不開的。

      (三)釣魚島爭端中的情報循環

      單純的情報收集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重點是從情報到政策的轉換流程是否順暢;作為“顧客”的日本決策層提出怎樣的情報需求,以及能否得到高效且高質量的情報。在2010年釣魚島危機爆發初期,日本過度樂觀地估計了未來的走向,忽視了自2010年開始中日實力對比的巨大轉變。這必然會影響到日本決策層的情報需求和情報判斷。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受到他們(決策層)的抱怨,(情報)分析人員也會找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情報。這是一種情報討好綜合征。”[46]然而,隨著日本對中國國力的認識越發清晰,以及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的建立,日本的情報循環也慢慢開始走上正軌。

      首先,在情報搜集領域,原首相野田佳彥在2012年11月召開的第181次國會臨時會上就“強化對釣魚島的管理”時稱,“要加強對釣魚島周邊的警備監視,同時相關省廳應聯合起來加強情報收集的工作。”[47]為了掌握釣魚島及西南周邊的情勢,日本出動了艦艇、空中警戒管制機、早期警戒機、哨戒機、地上雷達、偵查衛星等設備進行電子、圖像情報的收集和警備監視活動。

      此外,海上自衛隊的潛艇也參與了情報的收集工作,但由于東海海域水深不足200米的大陸架十分廣大,無法有效避免中國方面水面艦艇的探查。為了避免被中國方面追蹤,甚至被“污蔑”為誤認為侵入中國領海的行為,日本在潛艇的情報偵查方面采取了相對克制的態度。[48]前任防務大臣中谷元和首相安倍晉三多次強調,“針對中國不法漁民登島行為,要加強警察、海上保安廳等相關機構的情報共享和合作,以增強應對能力。”[49]同時,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下屬的內閣衛星情報中心也對釣魚島的動態進行監控和情報收集,人事配置方面,僅分析官就有約300人的規模。[50]

      在情報的解讀方面,內閣情報分析官發揮了核心的作用,他們的核心任務就是為決策者“明確問題的所在,并界定選擇的空間范疇”。實際上,“情報分析提供的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就是,幫助政策者去理解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46]內閣情報分析官負責起草“情報評價書”的草稿,目前人員編制有6名,分別由外務、防衛、警察、公安調查廳、經產、民間6個部門的成員構成。情報評價書的議定過程,也正是各情報機關之間情報交流共享的過程。[39]在釣魚島爭端中,這種機制有利于日本對中國軍事和外交動作做出迅速和準確的反應,并將搜集到的情報信息加以宣傳,以制造中國不斷破壞釣魚島現狀的國際認知。但目前這一情報體制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在情報評價書撰寫之外,各情報機構很少愿意將日常情報提供給內閣情報分析官;而內閣情報調查室,在使用完情報后,并沒有給予各情報組織足夠的反饋。目前所謂的情報共同體仍在持續完善和形成的過程中,部門主義和山頭林立的現象仍然未能徹底解決。

      在情報的使用中,日本的釣魚島政策是否在按照前文所提及的“情報循環”來運轉呢?作為日本情報循環和情報共享的重要機制,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自2013年12月成立以來,以“九大臣會合”和“四大臣會合”為核心,圍繞東亞情勢、海洋安全保障、中國海軍艦艇接近日本水域等問題多次展開協商并,提出情報要求。[53]這似乎意味著日本的情報體制已經圍繞釣魚島議題順利展開運轉。

      事實真是如此嗎?這就要牽涉到日本外交的特殊性格,也正是前日本外務省情報高官孫崎享的兩個疑問:“日本的軍事還需要情報嗎?日本的外交還需要情報嗎?”[54]雖然日本擁有不俗的情報搜集能力,但日本對日美同盟的高度依賴性、以及日本忽略從戰略高度對中國的認識,有可能使得日本繼續忽視客觀的情報分析,而僅僅服從于日美軍事協作和中日對抗的大格局之下。[55]實際上,日本的釣魚島“國有化”鬧劇已經進入第7年,截至到2019年8月6日,中國公務船駛入釣魚島領海的次數已經達到22次,日本方面“對此似乎無計可施”。

      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態度會日益軟化,日本眾議院于2017年4月19日召開“國際經濟外交調查會”,圍繞釣魚島問題展開討論。高原明生在會上指出,“中國存在強硬的民粹主義者和穩健的國際主義者。日本當前絕對不能在中國的壓力下屈服,否則穩健的國際派將完全失勢。”[56]這一代表性觀點意味著當前中日在釣魚島對峙的大格局仍不會改變,日方不會輕易做出妥協,以“情報宣傳戰”“情報獲得戰”為核心的對抗將持續下去。一個最新動向是日本內閣設置了所謂“領土·主權展示館”,頻繁展出與釣魚島相關的各項歷史資料、文獻、動植物等,并正在考慮利用2020年東京奧運會這一外交契機加強對釣魚島的主權聲索,[57]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小結

      情報因素在日本的釣魚島戰略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發揮作用的形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情報宣傳戰”,核心在于攻擊那些故意釋放“假情報”和“假信息”的對手,并著力宣傳自身擁有釣魚島主權的正當性。其二是“情報獲得戰”,核心在于加強保密工作,防止中國獲得有關釣魚島的相關情報,同時使自身要獲得更多更優質的情報信息。日本在前一方面下足功夫,大力宣傳其“領有釣魚島”的合法性,否定中國相關論述和歷史性文件的說服力;在后一方面也推動情報體制的改革與再編,加強保密防諜法制的建設,同時推動各部門之間的情報共享,以獲得更優質的情報信息。

      從短期來看,日本保守派政權的對抗態勢不會減弱,中日釣魚島對峙局面將持續發展,以“情報宣傳戰”和“情報獲得戰”為核心的交鋒也將持續下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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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情報史研究》2009年創刊,目前已經發行9期,主要研究世界各國的情報機關和情報體制,以及從情報史和情報理論的視角分析重大的外交事件。
      2(1)井上清(1913-2001)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著名的日本歷史學者,其著作《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以詳細史料論述釣魚島屬于中國,日本的主權聲索在國際法上是站不住的。
      3(2)相關內容參見:村田忠禧.尖閣列島·釣魚島問題をどう見るか:試される二十一世紀に生きるわれわれの英知[M].川口:日本僑報社,2004;村田忠禧.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公文書が語る不都合な真実[M].東京:花伝社,2013;村田忠禧.史料徹底検證:尖閣領有[M].東京:花伝社,2015.
      4(1)相關內容參見:孫崎享.日本の國境問題:尖閣·竹島·北方領土[M].東京:筑摩書房,2011;孫崎享.尖閣問題:日本の誤解[J].世界.2012(第836號):86-92;孫崎享.尖閣問題、「棚上げ」こそ正しい道[J].一冊の本.2012(第11號):12-15.
      5(1)相關內容參見:黒井文太郎.日本の情報機関[M].東京:講談社,2007;小林良樹.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基礎理論[M].東京:立花書房,2014;小谷賢.インテリジェンス:國家·組織は情報をいかに扱うべきか.東京:筑摩書房,2012;金子將史.官邸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機能は強化されるか[J].PHP Policy Review,2008(第6號).
      6(1)2010年11月4日,神戶海上保安官一色正春,從海上保安部巡視船中的共用電腦中用U盤將保密的釣魚島事件視頻復制出來,并在神戶市內的漫畫咖啡館上傳至視頻網站,引發了極大的轟動。日本政府事后對23名相關干部官員,進行了訓誡警告處分。

      原文出處:姚錦祥,玄承智.日本釣魚島戰略中的情報因素[J].日本研究,2019(03):57-65.
    相關標簽:釣魚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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