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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地區開展五四運動的特點及其成因

    時間:2020-05-26 來源:青年探索 本文字數:11287字
    作者:王志偉,夏泉 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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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廣州五四運動是全國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首先是參加群體廣泛,活動組織化、紀律化;其次是政民關系由合作向對抗嬗變;再次是斗爭措施具體明確且各有側重;四是“外聯內動”是運動深入拓展的保障;最后是響應時間早、持續時間長。形成上述特征的根源是,革命傳統濃烈,城市地域政治化程度高是群眾來源廣泛及活動呈現規律特征的重要原因;軍政府彈壓運動是政民關系嬗變的根源;經濟務實態度是斗爭措施明確具體且各有側重的緣由;缺乏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造成“外聯內動”成為運動發展的動力;烈士故鄉、同鄉情誼、愛國熱情等因素助力運動的深入發展。探究五四運動在地方開展時的特征及其原因,可見異于全國五四運動“森林”與“樹木”的獨特所在,且能還原歷史本相;簡析“歷史土壤”與運動特征間的關系,有助于理解“土壤決定特征”和“特征反映土壤”雙重關系的內在脈理。

      關鍵詞: 廣州; 五四運動; 青年; 特征; 原因;

      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年,學界對此的關注與揭橥歷久彌新,成果豐贍且新作頻出。1廣州五四運動是全國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受到學界青睞,至今已有一些成果問世。2總結既有學界成果,對五四運動在廣州或廣東的爆發、進程以及運動特色的描述是學界研究的主要路徑。揆諸眾文,歷史寫作敘述性特點突出,缺少對運動表象背后“史意”的挖掘與邏輯分析;僅有的數篇談及運動特征的文章多是對表象特征的概括,缺乏對特征深層次規律的歸納與對特征形成原因的探討3;再者,論點大多缺少論據支撐,容易給讀者以“推斷多,實證寡”的印象,與史學“求真”本意相左。鑒此,本文以實證主義為指導,以基本及關涉史料為憑依,對廣州五四運動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進行深入探析,以求較為全面分析五四運動所具有的“廣州特色”,同時探尋本土運動特征之所以不同于全國或其他省市的內在邏輯。

      一、廣州五四運動的特征

      廣州五四運動是“五四運動史”上不可或缺的南方學運,它因應北京五四運動而驟發,因廣州人民堅持斗爭而取得豐碩成果。廣州學運在“反帝愛國”的主題上與全國及其他省份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運動的具體特征上卻又有粵城特色,正是這種獨特“風味”使得廣州學運更具地域及時代價值。
     

    廣州地區開展五四運動的特點及其成因
     

      (一)群體廣泛,活動組織化、紀律化

      “五四運動”首發于北京,學生是主力軍,但遲至次月,運動中心轉移到上海后,無產階級和商人等才參與到運動中來,造成運動“發動者”與“支持者”在空間上出現“位差”,在參與運動的先后上出現了“時差”。對于最早響應北京五四運動的廣州則與之不同,自5月7日始,參加運動的群眾的來源就比較廣泛,包括學生、商人、工人、黨政軍部分人士等,運動期間,城西各號廚工“貼出通告:‘抵制須毅力,劣貨切勿食,國體要爭持,務盡個人力,如有違反者,定以群力擊’”[1];更有煤工激于義憤而殞命,“西關第五甫小禺里七號門牌李炎章,……在河南煤場當磅手,近為青島問題,忽發狂病,……延至八日午后,……旋即殞命云”[2]。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出于愛國熱情匯合成一股革命力量,換言之,運動發動者與支持者在同時段、同空間共同參與運動,這種情況在全國都屬“特例”。學生與各階級合力推動運動開展,“學”與“工”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傳播提供了契機,這也是廣東較早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原因之一[3]。

      無論是學生,還是社會人士,在參加運動時并非如“無頭蒼蠅”,自運動爆發之日起,人們多是以組織或團體形式參與或發聲,因此,活動組織化是其最鮮明的本土特征。以學生為例,在廣州五四運動期間,廣州中等及其以上學校的學生先后成立過四個學生聯合會,即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廣東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廣東學生聯合會以及廣州學生聯合會,這里需要言明,四個學生聯合會并非同時段存在,后兩個組織是由廣東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改組而來,“為使更能符合于‘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本旨,適應運動行將轉入長期斗爭的情況,乃將中上學聯會進行改組”[4]。學生聯合組織與運動持續時段相始終,社會組織也因需要而成立,如社會人士參加“國民大會”或以行會、商會形式參與到運動中,“日前廣東各界以外交失敗,國體凌夷,故擬組織國民團體,籍挽千鈞于一發,現聞各界熱心家,以八日為廣東學生聯合會假座東園開期”[5],時新時立,這種組織化特征既是廣州學運不同于其他省市的直接表現,同時,也是廣州政治參與程度高的具體體現。

      與其他省市學運多具有自發性、盲動性特征不同,廣州五四運動具有紀律性,該特征是從政治活動的實際情況總結出來的。學生及社會人士在開展運動時,首先會以召開大會的方式尋求應對策略,然后,再以群體聯動的形式進行活動,這是廣州群眾運動具備紀律性特征的突出體現。1919年5月11日,由廣東國民外交后援會聯絡,在廣州東園廣場召開“國民大會”,參會者達兩萬余人,學校及各團體代表、非常國會和省議會議員先后上臺發表演講,會后舉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動[6];5月18日,嶺南大學副校長鐘榮光聯合廣州各中上學校負責人在越秀九曜坊教育會辦公地召開會議,會上決定致電北京政府,同時,各校積極舉行學生愛國運動;5月25日,在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禮堂召開了學生代表會議,參加學校達50余所,決定舉行全市學校大游行,通過成立劣貨(日貨)調查會等多項決議。

      運動期間,學生曾成立演講隊,“將我國外交失敗原因及其補救方法,詳為演述,務使各地人民,咸知抵制劣貨(日貨)即為救國之良劑”[7],并對演講隊活動區域進行劃分,“以第一,第三,第五各隊,每日分赴各鄉輪渡及廣三、廣九、粵漢各車站……其余新老城、西關、黃沙一帶,暨河南、關東、長堤等地,則由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各隊輪替演說,以均勞逸云”[8]。參加游行示威被困時,學生還能“推選代表,指揮本校同學的行動,秩序井然不紊”。

      (二)政民關系由合作走向對抗

      運動初期,桂系廣東政府并未成為學生斗爭的對象,反而成為學生、社會團體希望借助的政權力量,學生及社會人士敦請廣東軍政府能夠出面表態支持運動,同時,向北京政府拍電報呼吁釋放被捕學生,懲罰賣國者,進而向北廷施壓。由于學生、社會人士對桂系政府抱有較大期許,因此,“請愿”成為運動初期群眾與廣東地方政府對話溝通的主要手段,“廣東七次國民大會,八次請愿,嚼指寫血書,流血而暈者,不可勝數”[9];廣東省教育會會長說,“我粵學生,只能對于南政府請愿……”[10]。但是,若從另外角度看,成千上萬的群眾集中在政府門前,動輒口號響徹云霄,似乎也可看作是對桂系軍政府施加壓力的一種表示。當時統治廣東的桂系莫榮新對“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起初視為‘秀才造反’而不大理會,對于學生的要求則往往采取狡猾的‘緩兵之計’,以答應‘盡快爭取’來敷衍塞責”[11]。

      自5月始,請愿手段頻頻被學生及社會人士采用,如5月11日,廣州國民大會后,“直出大東門聯赴軍政府,以‘國民請愿’之大頭牌先導”[12];7月10日,“公民大會請愿軍政府”;同月14日,“工商學界數千人正在省議會請愿討賊……”[13]。運動初期,學生與政府關系相對融洽,遲至“六月十三日,國會和軍政府以學生愛國,備設香茗招待”[14],時人亦有記“京津滬學生團所遣粵軍之代表方君私人,連日以來極為活動,軍府暨國會方面均極表歡迎……全體議員每人捐助學生款項拾元,以為學生代表活動之用”[15]。希望政府響應學生號召,攜手反對北廷,是運動初期比較突出的政治特點。

      隨著運動深入發展,學生和社會人士的行為如游行,砸燒日貨或破壞銷售日貨的中國商店等,引起了軍政府的警覺。學運猛烈發展,“社會秩序大有搖搖欲動之勢”[16],桂系軍閥覺得“越來越深地觸動到他們的統治利益的時候,……于是慌忙下令禁止學生出版革命刊物;以‘查防過激黨’為名,妄圖取消學生革命組織;禁止罷工、罷課、罷市,從而暴露出了他們的反動原形”;莫榮新與張錦芳“以督軍和護理省長名義發出布告誣蔑學生:‘攔截商販,搜檢貨物,殊與盜賊無異’”[17]。

      為了維護軍政府權益,桂系軍政府頻繁出動軍警對游行示威的學生及社會人士進行沖擊或鎮壓,軍政府拘捕、羈壓學生或社會人士的做法使其很快淪落到被動受批判的地位。學生和社會人士開始將桂系軍政府列入斗爭對象,政府與民眾的關系亦日益走向緊張狀態。軍政府武力鎮壓學運的表現:一是逮捕,“廣州兵警輒在市街中拘捕人民,不分首從,亦不審訊,輒判定長期徒刑”[18];“逮捕學生三百余人,押回警廳,多方侮辱”;“九月二十三日由學生多人,在西堤檢查劣貨,警廳派游擊隊一隊將學生十一人帶回警廳候辦”[19]。二是出動軍警,對參與活動的在場學生及社會人士進行毆打、迫害,用身體摧殘的辦法打壓運動,時議有曰“莫榮新急忙派武裝士兵數百人帶機關槍趕到會場鳴槍數十響,群眾當場被槍傷五人,跌傷數十人,內有八人重傷”[20]。

      普通民眾對桂系政府彈壓運動的做法憤慨不已,當時在粵的國會議員、軍府政務會議也紛紛表示了不滿,“國會議員不滿粵當局,質問軍府如何處置粵局”[21],“謹請對于此事出寬和之態度,將所拘學生人等即予省釋”。孫中山也從上海迭發電文,強烈譴責和批評桂系廣東軍政府,“蓋民氣以愈激而愈烈,若專恃威力,橫事摧殘,不惟粵人之所共憤,亦即全國之所不容也”。

      (三)措施具體明確且各有側重

      廣州五四運動期間,不做“出頭鳥”的廣州人選擇緊跟潮流4,同時,為保障運動有成效,在斗爭目標、手段以及策略上均制定了具體明確且各有側重的措施:在斗爭目標上,“中心任務”和“具體斗爭”并重;在斗爭手段上,堅持“標本兼治”原則;在斗爭策略上,“合法”與“暴力斗爭”的爭執長期存在,且暴力斗爭日占上風。

      從斗爭目標上看,“中心任務”和“具體斗爭”并重是其特征,如“抵制日貨”始終都是學生運動的中心任務,“決定辦法以始終貫徹抵制為宗旨”5。自運動爆發始,破壞在華日商售賣或傾銷商品企圖,“排斥劣貨(日貨)”和“整治銷售日貨的公司”成為斗爭的具體對象,利用封堵、打砸或阻止銷售等手段進行精準打擊,“粵省抵制之怒潮現正糾集于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群曰之為‘亡國公司’”[22]。憤怒群眾對“亡國公司”一律“打毀招牌和玻璃窗”[23]。運動中,學生不為利所動,針對“亡國公司”以投資辦學為條件借以免除學運對其造成沖擊的做法,學界“始終未為所惑,俾國人咸知金錢不能戰勝公理云”。為了較好地排斥劣貨(日貨),學生團體進行了激烈斗爭,同時,制定了較為嚴密的防范措施。

      政府與民眾關系惡化后,民眾將斗爭矛頭指向鎮壓學運的警察廳長身上,警察廳長官魏邦平很快成為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為了深度懲治魏邦平,“粵四十一校罷課”且“結眾圍警署”[24],魏邦平害怕避匿起來。

      從斗爭手段上看,奉行“標本兼治”原則,即是抵制日貨、倡導國貨和振興工業三種舉措并行,其中,抵制日貨是首要,倡導國貨是過渡,振興工業才是根本。為貫徹原則,對中、日雙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對日方面,以“檢查”為手段,查處和焚毀日貨,時人有記“于八月九日百余人赴同興街‘怡和記’‘廣福隆’等五家查出劣貨(日貨)甚多,遂邀各店主赴總商會理論,奸商自知理曲,共愿罰洋五百元”[25],“八月二十九日,同興街德昌店以劣制火水改為英商標,被查出三十六罐,悉數充公,人心大快”[26];對中方面,設立國貨陳列所,通過宣傳、展示及示范,鼓勵市民多多使用國貨;同時,主張振興工業,認為“抵制日貨還要從振興工業入手,若不振興工業,就是抵制日貨也無貨可用,……若工業振興了,不特可挽回輸出日本的禮券,還可養了無數困苦的同胞呀”。抵制日貨只是暫時的手段,只能“治標不治本”,只有國人發奮,先用國貨替代日貨,同時,大力振興民族工業,國家民族強大才是戰勝外敵的不二法寶。

      從斗爭策略上看,學生團體及社會人士在“怎樣開展斗爭”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是要“合法斗爭”,還是要“不妥協斗爭”的爭論,處于運動旋渦之中的學生及普羅大眾均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雙重抉擇。隨著運動深入,粵地關系矛盾激發,暴力斗爭逐步被大眾接受。

      以學生為例,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學成救國”為口號,反對暴力斗爭,不贊成從事現實斗爭,教育會會長說:“我廣東學生……不必罷課”[27]。而同時存在的廣東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對其表示明確反對,他們提出了“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領導和鼓動廣州愛國學生參加運動。以社會團體為例,5月初廣州商界大多持謹慎態度,主張罷市的訴求較少,“吾粵商界寂然”,主張罷市的匹頭行“不可謂非商號中之鳳毛麟角也”[28]。張殿邦也說:“還有人刊登報紙及散發傳單勸導學生應該讀書救國,不要因為搞運動而荒廢學業”,以上案例足可說明,“營業”和“學運”相較,對務實的廣州人來說前者更具誘惑力。遲至七月,在學運推動下,加之,粵省長任免非人,廣州商界才大量加入到罷市行列,“廣州城內商店一律自愿罷市”。

      為解決罷市風波,莫榮新一度用逮捕運動領袖劉柱石的辦法逼迫商界開市,但是,事與愿違,罷市問題沒能得到解決,卻又在客觀上加速了罷工大潮的到來,“電力公司、自來水廠、廣三、廣九粵漢鐵路、機器工人相繼罷工”。

      (四)“外聯內動”助力運動深入拓展

      廣州五四運動受外部因素影響較大,外來人員入粵宣傳或在外留學生將訊息傳遞回省是本土運動發生和深入拓展的重要促進因素。京津滬人士來穗演說或在外留學生輾轉傳遞信息成為運動的“引擎”,廣州學生及社會團體成為響應或支持運動的骨干力量,因此,“外聯內動”成為廣州五四運動不容忽視的特點。“外聯內動”主要有兩種表現:一是津京滬學生代表來廣州活動,將北方運動信息通過大會或召開座談會的形式傳遞給羊城學生,幫助或者引導本地五四運動深入開展。1919年6月,“廣東各界在東園歡迎京津滬代表,到會人數甚眾,各代表先后演說”;同月11日,廣東省教育會請京津滬代表及各學校校長到教育會開會,會上,方豪代表“反復演說,都愿令粵學校一律罷課,以繼北京學校后塵”[29];同年底,粵籍北京學生譚平山等人回到廣州,與廣州阮嘯仙等人取得聯系6,了解運動開展情況,并向阮嘯仙提出了辦刊建議,“要想辦法把運動深入地搞下去,應該先辦一個刊物,搞運動沒有宣傳工具是不行的”[30]。二是本地生員從外部傳遞信息,鼓動或指導廣州五四運動深入拓展。這一時期不少留學生將北京運動情況通過信件或電報轉述給廣州學生。

      (五)響應時間早、持續時間長

      與其他省份不同,廣州五四運動具有開展時間較早(1919年5月7日),持續時間較長的特點(起于5月訖至12月)。之所以較早響應,與全國五四運動爆發后,廣東首先成為烈士故鄉不無關系。郭欽光是廣東文昌(今海南文昌)人,五四運動期間不幸殉國,出于鄉誼、同情及義憤,廣州較早聲援了北京學生運動。5月7日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就發出通電,“學生深念士氣培植不易,其激昂慷慨,凜然可殺不可辱之操,尤國家不可一日缺之性質,而國人所馨香以來,學校所朝夕砥礪者也。雖其所發,或有未謹,扶而導之,斯老成人之責也。今乃為當局者,一時一系之便利而摧之,其若國家何?”[31]廣東高等學堂同學會要求“并請否認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徐樹錚、吳炳湘等為中國人,以張大義而保國權”;廣東省教育會也致電北京國務院,“學生焚曹毆章,實出愛國熱誠,理直氣壯,懇即日釋放,以伸正義”。

      廣州大辦追悼會,除深切緬懷烈士外[32],還有借此契機以達鼓動學生及社會民眾參與運動的目的。5月24日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發布公告,“我粵同學夙以愛國急公著,則對茲國家存亡問題,必有堅決強毅之主張,而隔江觀火之態度為可恥,獨惜未嘗一度聚議,以確定救國之方表示中外”,于是,決定“本月廿五日下午在高等師范開學生大會”。

      廣州學運持續時段,從1919年5月開始,訖于12月,前后長達七個月之久,這在當時地方運動中幾乎微乎其微。所以如此,與廣州人不懼怕斗爭,革命經驗豐富,政治觸角敏銳,注意和周邊省市關涉革命斗爭的呼應和聯絡不無關系。廣州學運隨著全國及其他省市地方出現新的斗爭而不斷深入持續發展下去,從5月到12月份,以“罷課”為階段標志,運動前后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持續時段是5月到10月初,最早成為北京五四運動犧牲烈士故鄉的省會廣州積極響應北京學生的號召,發起了反對簽約、懲罰賣國者以及敦促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的帶有穗城特色的“廣州五四運動”。第二個階段,時間是同年10月到12月末,主要目的是為了聲援山東、福建等地的斗爭,手段仍然是以“三罷”為主。在此時段,學生依舊是運動先鋒,在多方參與者共同努力下,從聲勢、行動及態度上給予其他省市以支持。支援山東,是擔心圣人故鄉淪為殖民地,“廣東各界適逢山東圣地有行將淪為異域之耗,特為表示暫保圣地起見,除照例慶祝外,并于是日舉行大巡行,籍以發揚真正民意”;援助福建,是由于福州日僑“毆斃學生”[33],引發了新學潮。

      二、廣州五四運動發生原因探討

      廣州五四運動在特征上獨具粵域特色,因此,在全國學運中具有較高的辨識度。廣州學運的各種特征是由廣州獨特“歷史土壤”(革命傳統、政治因素、經濟特色、文化特征、時政狀況)所決定,分析“歷史土壤”各要素有助于加深對廣州特征的體味和理解。

      (一)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的革命傳統

      鴉片戰爭以降,被迫成為通商口岸的廣州是外國資本主義較早進入且承受外來侵略較為沉重的地區之一。因此,在歐風美雨的浸漬下文明開化程度與日俱增的廣州逐步成為近代民主革命的“基地”。近代以還,從鄭觀應“商戰”,到康梁維新,再到孫中山革命,廣州始終以引領者的姿態走在時代前列。廣州長時段支持近代民主革命,反之革命亦反哺和重塑了城市文化,廣州人政治覺悟高和政事參與意識強的革命傳統逐步形成,具體表現為地域政治化程度高7。正是這種特征決定了廣州五四運動在群眾來源上較為廣泛,在運動開展時能夠組織化和紀律化。

      (二)客軍統治廣州的政治因素

      自民國肇造,客軍成為統治廣東的主要力量[34],1919年廣州處于桂系軍閥的統治之下,在“聯省自治”等呼吁聲中,地方與中央離心離德,廣州實質上處于割據狀態,粵在地政府不對中央行為負責,故而,在學運初期,廣州政民關系較為融洽。隨著廣州五四運動的深入,學生、社會人士游行示威、打擊在華日商、搗毀售賣日貨商店等行為頻頻出現,逐漸引起了桂系廣東政府的不滿和仇視,出于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考慮,桂系軍閥政府開始對學生及社會人士進行彈壓或摧殘,這是其后政民關系走向緊張對抗的基本原因。

      深究粵政府彈壓學運緣由,與桂系軍閥受到日方威脅及力圖維護地方統治均有關系。軍政府保護日本僑民及在華日商利益,既有其受到了日本駐華公使武力威脅(拍電請求日軍艦前往廣州),“沙面日本僑民開會,議請該國總領事拍電報回國,要求本國速飭現在游弋江浙洋面之艦隊,分遣數艘來粵保護商民。日領答謂,事實可行”[35];同時,也是避免國際紛爭、維護廣東地域政治生態的一種舉措,時任廣東省長翟汪曾發布公告稱:“風聞近日本地各學校學生因政治問題,遂欲抵制日貨”,政府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學生“當專心學業,各能養成健全國民之人格,即為學生愛國之方,至政治問題,應聽政府解決,斷不能有妨礙邦交之舉動”。為了杜絕學生大搞運動,用“找后賬”的卑鄙手段恐嚇學生,要求無論在校內外“均須穿著制服,隨佩帽章領章,……而資識別”[36]。

      (三)“務實不務虛”的經濟特色

      廣州遠離北方政治中心,有“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加之,穗城長久充作我國對外貿易的“中轉站”或“港口”,所以,“重經濟、輕政治”的意識成為廣州城市文化因子之一,受該種意識長期熏陶的廣州人自然而然地養成了重實際、輕浮言的“務實不務虛”的性格,“廣州人……往往有一種現實主義的認知態度”。受務實思想影響的廣州人才會在五四運動期間更加注重斗爭成效,這是廣州為何能在運動開始之日起,在斗爭目標、策略及手段上就能做到“既具體明確,又各有側重”的原因。

      (四)“形新實舊”的文化特征

      嶺南文化是廣州城市文化的“底色”,1840年以后,近代工業文明開始成為左右或重塑廣州城市文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政治先行的廣州在文化上其實并沒有走在時代前列,換言之,當北京、上海的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段,廣州卻進行著紛繁復雜的政治運動,缺乏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缺少思想啟蒙,這也是廣州五四運動何以不同于全國及其他省份的主要緣由8。文化上的相對落后,造成對普通民眾的啟蒙滯后,學生或社會人士參與運動多源于愛國熱情和政治激情,對五四運動的內涵及目的并沒有深切認知,而在運動產生、發展及持續的內在動力上則往往受外部影響較大。

      (五)烈士故鄉的時政狀況

      全國五四運動爆發后,廣東首先成為烈士故鄉。郭欽光是廣東文昌(今海南文昌)人,五四運動期間因為義憤填膺不幸以身殉國,消息傳來,整個廣東地區(特別是廣州)都有相關的悼念活動,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出于同鄉情誼、愛國熱情及憤憤不平,紛紛投身革命,這是廣州學運較早響應北京五四運動的原因所在。另外,廣州人革命經驗豐富,政治觸角敏銳,注意和周邊省市關涉革命斗爭的呼應和聯絡,這是運動分階段深入拓展的緣由。

      三、結語

      廣州五四運動是一場得到了廣州人民支持且各階層深度參與的以“抵制日貨”為核心內容的地方性愛國運動,它是全國五四運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同時因地域歷史土壤的作用,使得它又獨具粵城特色。

      廣州是民主革命策源地,政治化程度高,決定了廣州學運開展時團體組織化特征較為普遍,且能開展有組織、有紀律的斗爭;桂系軍閥政府彈壓運動,學生、社會人士和軍政府的關系由合作向對抗嬗變;務實不務虛的精神實質使得深受全國五四運動影響的廣州人在制定斗爭措施時既具體明確,又各有側重;形新實舊的城市文化特色,“外聯內動”成為本土運動深入發展的動力;烈士故鄉,出于鄉誼而較早呼應北京五四運動,且以悼念烈士為契機,發動群眾參加運動。

      廣州五四運動因應全國學運而爆發,粵省人們用“不妥協斗爭”的方式呼應和支持了全國及各省學生運動,在五四運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由于廣州人們一直堅持反帝愛國斗爭,使得日商在華傾銷行為遭到了打擊;桂系軍政府的統治基礎也受到了動搖;廣東政局雖未發生巨變,但是,學運對學生群體和普羅大眾造成較大沖擊和影響,民心思變下的廣東開始逐步擺脫客軍統治,孫中山及廣東在地軍政們開始登上主導或左右粵省政局的時代舞臺。學生與各階層合力推動學運深入,和無產階級聯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廣東生根發芽的進程,這也是粵省最早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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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五四時期廣東愛國運動資料選輯[C].廣州: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1964:86.
      [10] 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青年運動回憶錄[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26.
      [11] 廣州國民大會之盛況[N].民國日報.1919-5-18(06).
      [12] 粵人愛國愛鄉之怒潮[N].民國日報.1919-7-18(03).
      [13] 國會議員不滿粵當局[N].民國日報.1919-7-26(06).
      [14] 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五四時期廣東愛國運動資料選輯[A].廣州: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1964:88.
      [15]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五四愛國運動資料[C].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826.
      [16] 譚天度.回憶廣東的“五四”運動與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A]//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后的廣東黨組織,1981:136.
      [17] 廣州現狀之西訊[N].民國日報.1919-8-26(06).
      [18] 武力下粵人之呼吁[N].民國日報.1919-7-25(06).
      [19] 眾議院.眾議院公報(第十冊)[A].眾議院,1919:35-36.
      [20] 國會議員不滿粵當局[N].民國日報.1919-7-26(06).
      [21] 軍府請粵督釋被捕者[N].民國日報.1919-7-29(06).
      [22] 李堅.珠江怒濤——五四運動在廣東(打印稿)[C]//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廣州黨史資料:第1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14:207.
      [23] 真共和報.1919-10-26[A]//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五四運動在廣州資料選編,1984:111.
      [24] 愛國星期報.1919-8-17(第7號)[A]//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五四運動在廣州資料選編,1984:96.
      [25] 愛國星期報.1919-9-7[A]//廣州青年運動史研究委員會.五四運動在廣州資料選編,1984:99.
      [26] 廣東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印發的傳單[A].廣東省檔案館藏.2.
      [27] 粵商學界救國運動[N].民國日報.1919-7-14(02).
      [28] 張殿邦.參加五四運動兩次被捕的回憶[A]//政協廣東省委員會辦公廳,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廣東文史資料精編:下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535.
      [29] 譚天度.關于黨組織成立的會議[A]//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譚平山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374.
      [30] 廣州各界力為后盾(學生界之公論)[N].上海:民國日報.1919-5-17(03).
      [31] 廣東高等學堂同學會電[N].民國日報.1919-5-18(07).
      [32] 吾粵學生奮起救國之宣言[N].廣東:中華新報.1919-5-24(5).
      [33] 趙濤.北洋時期的入粵客軍與廣東政局(1913-1925)[D].廣州:暨南大學,2007.
      [34] 廣州市民運動之大波瀾[N].民國日報.1919-6-10(07).
      [35] 督長會銜布告[N].民國日報.1919-6-10(07).
      [36] 李公明.廣州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3.

      注釋

      1揆諸既有論著,對運動動因、斗爭對象、經過、結果、影響、蘊意、本質、聯系、時人態度,參與群體及運動中心與周邊市縣關系等的分析,是以往五四運動研究的主要路徑。近年來,從區域史角度出發研究五四運動在地方開展情況,研究視角由“中心”轉移到“邊緣”,層次由“上流”向“下層”過渡,以地方視角管窺五四運動,發掘以往未曾關注過的“地方特色”,借以豐富五四運動歷史圖景,增添運動的地方蘊意和“史義”,成為當前學界新寵的研究視角。
      2沙東迅在《五四運動在廣東》(《學術研究》1979年第3期)一文中認真梳理了學運在廣東開展的過程,分析其和馬克思主義在廣東傳播的關系;殷麗萍的《“五四運動”時期廣州人民抵制日貨運動的特點》(《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總結了學運時期廣州人抵制日貨運動的特點,分析有獨到見解;胡希明在《“五四運動”在廣東》(《理論與實踐》1959年第5期)中憑依豐富史料,描摹了五四運動在廣東全省“開枝散葉”的情況,是廣東五四運動整體情況的總結;聞朔的《“五四”的震撼——五四運動在廣東的影響》(《同舟共進》1999年第5期)與劉秋得的《弘揚五四精神、投身時代偉業——五四運動在廣州的特點與啟示》(《廣東黨史》1999年第3期)均從紀念五四運動的視角出發,概括廣州五四運動的特點、影響與啟示,使得五四運動的廣州地域特色與意義得以彰顯。
      3(1)章開沅先生特別強調在歷史研究中不可忽視“歷史土壤”對歷史事件的影響,誠然,廣州特殊的城市傳統、政情、經濟、文化以及時況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壤”決定了五四運動在廣州開展時必然具有特殊樣態。研究廣州五四運動特征,如果不從分析羊城“土壤”的基點出發,則其所得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象結論,對根本解決問題的助力不大。
      4(1)從與全國五四運動的關系看,廣州主要是為了聲援北京學生,地位屬于附從,全國五四運動的發展進程一直影響和左右著廣州五四運動的深入。
      5(2)1919年9月7日愛國星期報(第十號),聲明: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希望通過經濟手段打擊日本,進而左右其政策的制定。轉引五四運動在廣州資料選編[C].1984:99.
      6(1)阮嘯仙(1898-1935),廣州五四運動期間曾擔任校級學生會負責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地委書記并代粵區執委會書記,1935年犧牲。參見中共花縣縣委黨史征集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花都黨史通訊(內部資料,第2期)[J].1988.1-4.
      7(1)地域政治化高主要是指該地政治組織在規模、數量及層次上均比其他省市發展程度高;運動參加群體來源廣泛,組織化較為普遍,團體代替了個人政治行為能開展有組織、有紀律的斗爭。
      8(1)廣州五四運動末期,陳獨秀南下并在廣東群報上發表《敬告廣州青年》,雖鼓噪一時,但是,其效果并沒有持續下去(見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后的廣東黨組織[C].20-21 .),因此,遲至1927年,自廈門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的魯迅下車伊始便發現廣州雖然革命浪潮日益高漲,但是,新文化運動卻是缺失的。為傳播新文化運動成果而南下,魯迅先生于原廣州惠愛東路(今越秀區中山四路)芳草街44 號二樓創辦了“北新書屋”(見復旦大學、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學院《魯迅年譜》編寫組.魯迅年譜[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330-337)。

      原文出處:王志偉,夏泉.廣州五四運動特征及原因探討[J].青年探索,2020(03):73-82.
    相關標簽:中國近代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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